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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5月11日星期一

一份不能确立价值的报纸(下)

一份不能确立价值的报纸--越来越国阵的星洲日报(下)


作者/林宏祥专栏 May 12, 2009 09:31:28 am



2008年3月8日的政治海啸袭卷以后,选民终于尝到“用手中一票狠狠教训霸权”的快感。我有好一段日子一直在冷笑,国阵固若金汤的政权可以垮,区区一个《星洲日报》难道就能永霸天下?如果五年一票可以拉倒国阵,每天早晨读者口袋里的马币1元30分,难道会更难吗?
天涯剑客大可引述我的话,论证我“对《星洲》不友善”,“充满傲慢与偏见”;但是,让我把话说开--《星洲日报》百万读者绝大部分愿意看到国阵垮台,原因无需在此赘述,而我将论证“一报独大”的《星洲日报》如何变得越来越“国阵”,就连报人的嘴脸也与国阵政客无异。


与纳吉惺惺相惜

自安华2004年出狱后,国阵在传统媒体上施展全面封杀的策略。换句话说,这名曾经呼风唤雨的前副首相、现任在野党阵线共主,在主流媒体上绝迹,出狱后即“从人间蒸发”。后来,安华游走国内外,大肆抨击“新经济政策”,倡议以“新经济议程”取而代之,触动了巫统的神经线。

随后,铺天盖地的抹黑,排山倒海而来--“马来人叛徒”、“华人傀儡”,只有标签,没有内容。安华反对“新经济政策”的论述,报纸上只字不提、荧幕上只影不见;巫统群雄一哄而上,拔剑出鞘,嘴里尽是“叛徒”、“傀儡”、“犹太人间谍”的斩杀口号;安华抛出的论据、阐述的道理,统统沦为谩骂、诽谤、污蔑、不懂感恩……

反对媒体垄断的文章,已结集成厚达292页的书籍--《黄丝带飘扬 2006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》。“谩骂”《星洲》不专业,非新闻系本科出身的黄业华,用逾3000字解剖2006年11月4日《一批青年请愿本报代转备忘录》的437字报道(右图),如何违背新闻里最基本的5W1H写法;“欺上门来”的学记(注一),用2163字的宣言,来阐述反对垄断的理由;草莽如我,“辱骂”郑丁贤避重就轻,也写了不止一篇可能已经被翻译的文章……

从2006到2009年,从迪斯尼乐园的笑面猫,到蒙面献丑的天涯剑客--面对批判时,就只能“谩骂”批评者“谩骂”,只字不提批评者“谩骂”的内容。在这份迪斯尼媒体里,“动物”可以笑面猫、斑点老猫、大恐龙、大肥象、指鹿和唐老鸭等面具出现,偏偏《东方日报》、《独立新闻在线》与《当今大马》,就只能是没头没脸的“某报纸”、“某网站”--纳吉在过去一段期间,是以“那个人”称呼安华的。

随后,“网络评论人”终于有了“名字”,却没有“内容”。天涯剑客点名林宏祥,就这么一句“……却以《面对面的侧写――他还没脱裤,你就叫床了》谩骂星洲日报。文章充满傲慢和偏见。”那倒也罢了,自认《与纳吉面对面》“这篇文章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,不亢不卑”--又是一撮“只有形容词没有名词”的句子,竟然还将自己的判断强加在读者身上--“相信那些看了这篇文章的读者都会有同感”,“客观”得叫人叹为观止。

这让我想起2007年4月13日马六甲马接(Machap)州议席补选结果揭晓当晚,时任副首相纳吉连声否认贪污、在军购中惠及朋党,且数目高达马币九亿元的指责。面对政敌抛出的文件证据、回应记者锲而不舍的追问,他仗着补选胜利之势,一脸得意地说:“选民不相信……那个指责不确实,而选民也不相信。”【点击:否认指责回避会否起诉安华国阵支持者起哄阻记者提问】

翻阅《星洲日报--历史写在大马的土地上》第209页,就知道刘鉴铨如何回应对手的指责--“……所幸这5年来,我们的发行和广告量不跌,反而增长,口碑很好,读者依然支持和爱护《星洲日报》……”。从世华媒体高级顾问,到蒙面与读者坦然沟通的天涯剑客,再到国阵主席纳吉--脑袋搁着的,原来是同一套逻辑。

我们终于可以理解,何以《星洲》高层与纳吉面对面时,会有一种“识英雄重英雄”的惺惺相惜……

与国阵言行论调一致

面对集会群众,掌握国家机关的纳吉出动水炮车与催泪弹,“砍树办花综”的张晓卿则把两辆拖格罗里搁在总社门口;国阵领袖的经典答案是“示威者该用适合的管道表达意见”,《星洲日报》高级广告营业专员舒庆祥则说“……他们选错了宣泄的地方。他们还有其他管道表达他们的意见……”(注二)。

面对大专生追求民主自由的诉求,国阵领袖一贯的说词是“大学生被在野党利用”,“大专学府已被政治化”;面对反垄断的学记,《星洲日报》则有廖燕芳疾呼《不要将学生记者卷入漩涡》,感叹:“……没想到《东方日报》和《独立新闻在线》攻击张晓卿购买南洋报,竟然也把《学海》学生记者拉下水……”(注三)。

面对宣布拨款时鼓掌、投票时唾弃自己的选民,新任副首相慕尤丁埋怨“(华裔选民)似乎没有感恩”;面对《星洲日报》的批评者,舒庆祥不解问道:“他们怎能如此对待一向为华社服务,为华社讲话的《星洲日报》”(注四);数日以后,《沟通平台》的“读者”吴建华依然未解惑:“他们怎能这样对待《星洲日报》,欺上门来?《星洲日报》这些年来为华社做了这么多好事!”(注五)

面对批评者,国阵领袖痛斥“为反对而反对,毫无建设可言”,胸襟稍微宽阔者则偶尔开腔反邀批评者“与其在外批评,不如加入我们,在体制内改革”;吴建华的远房亲戚亦是如此认为:“那些骂《星洲日报》的人,问问自己又为华社做了什么?”认为“批判稳赚不赔”的陈慧娇也释放“善意”写道:“至于那些质疑我们做得不够好的人,应趁时加入主流媒体,去除在场外喧嚣、看热闹的行列,才能深刻体会在这样的时势下,到底能不能打造所谓的评论英雄。”(注六)

……

无法确立价值的评论

本来在“言论自由”的前提下,任何人都有发言的权利;在“民主”旗帜下,任何人都可以选择亲国阵、亲民联,或者保持中立。然而,“言论自由”不代表对方没有权利质疑、反驳你的言论;“中立”不代表各打五十板,自我陶醉在“劈劈啪啪”的杂声里,以为自己的文字铿锵有力。

林明华故可撰文《强势政府并非万灵丹》,但请他不要回避“强势媒体是不是新闻自由的万灵丹”的问题;他语重心长坦承《民族感情不能超越民主价值》,但张晓卿当初收购南洋报业控股,不就是把“民族感情”当润滑剂挤出来吗?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,民族感情是否能超越新闻自由的价值、媒体相互竞争的生态?

郑丁贤当然可以在《政府往前走》的时候,用整个专栏的文字“肯定它、鼓励它”,然后“沟通平台”外加黄怀乐《对事不对人》的回音--纳吉一个小动作换来几个版页篇幅的美言,翻起来尽是有风的掌声;但是关于国阵主导的霹雳议会政变,陈慧娇郑丁贤却把评论悄悄塞在台湾立法院门缝中,让我们见证原来这就是“政府做错了,就必须批判它、纠正它”的平衡、客观与中立。

然而,《星洲》会如何辩护呢?我们走钢线、我们踩地雷、我们砸饭碗。

于是,林明华和读者的差别只在于,读者把马币1元30分交给《星洲日报》,以支付薪水让林明华“看乱局,望民主”,“发现新大陆”般地领悟小学生本就懂的“人不转,地球转”的原理,呼吁读者“为这个国家共同祈祷”;《冷看泰国,思索大马》以后,模糊扮高深地抛出“历史,值得我们等待”的结论。

等待的,是命运

身为读者,为什么我需要让评论人把故事重新叙述一遍,然后告诉我“好戏在后头,大家拭目以待”?又或,评论人把读者心中的梦想写出来,然后要读者跟他一起祈祷?

我极度排斥,用时局未来的演进去考验“政治人物的智慧”;朝野相争时,我不认为人民的角色永远只是夹在中间,看林明华施展各打五十大板的绝招,然后告诉人民:你是输家!

今天很吊诡的情况是,《星洲日报》的评论人不断在文字上堆砌“梦想的伟大”、满纸振奋的拳头高呼“明天还有希望”,甚至飘洋过海从南到北劝勉留台生“……受挫感和焦虑持续下去,并不会改变现状,反而会促成‘自我实现’的现象”。

但是,回到现实中,踏在最基本的“向强权说真话”的底线上,评论人的双脚抖得厉害,只有拔腿而逃、却没有向前冲刺的力气。当黄进发与《煽动法令》的暴力面对面时,那些在郑丁贤笔下“活在怨叹之中”的留台生,已在异乡发起“507黑衣抗议行动”。除了脸上那撮还是黑色的胡子勉强可以拿来支持黄进发,郑丁贤在黑潮中的沉默,已把自己摆到舆论界里尴尬的定位。【点击:故乡和异乡】

结语

我完全不在意,如果《星洲日报》今天执迷不悟地坚信,第一大报销售量高居不下,是因为“比较敢说话”;诚如国阵自认获得大多数选民支持,是因为“比较勤政爱民”一样。

让我提醒你,国阵走到今天,最尴尬的窘境莫过于“任何言行都让人民听不下去、看不下去”。我可以预示有一天,《星洲日报》对国阵政府提出的尖锐批判,会让人误以为“为了避嫌而逢场作戏”;对国阵政府的赞言,即使是公平的,都将遭致难堪的指责。

那一天来临时,你在世华媒体任何一个单位里,所写的每一个字、所拍的每一张照片,还未刊登就已是垃圾。你的工作除了月底户口里的数字,就没有其他满足感了。届时你要跳槽又像民政党这样,不知自己如何生存;继续留下,又不懂为何而战?

你可以基于网络媒体无法取代报纸,而拒绝思考这一天的到来。关于网络媒体无法取代印刷媒体的看法,我必须承认--我是赞成的。不为什么,只因至今我都不曾看过有人用网络媒体来包臭鱼头。

后注:

注一:2006年11月7日《星洲日报》,黄建华撰文《我理解老星洲人的感受》。原文:“我的一位远房亲戚是《星洲日报》的老职员,她昨天跟我谈起《星洲日报》的事情,语带委屈说:“他们怎能这样对待《星洲日报》,欺上门来?”

注二:2006年11月3日《星洲日报》,舒庆祥撰文《怎能如此对待<星洲日报>!》

注三:2006年11月9日《星洲日报》,《学海》第10届雪隆区学生记者联谊会主席廖燕芳发表题为《不要将学生记者卷入漩涡》的文章。【点击《当今大马》:只有10个学记不满《星洲》】

注四:2006年11月3日《星洲日报》,舒庆祥撰文《怎能如此对待<星洲日报>!》

注五:2006年11月7日,吴建华撰文《我理解老星洲人的感受》

注六:2009年4月14日,《星洲日报》高级专题作者陈慧娇撰文《批判之后,我们还能做什么?》

林宏祥是自由撰稿人。

2009年5月5日星期二

一份不能解释社会的报纸

一份不能解释社会的报纸――越来越国阵的星洲日报(上)


作者/林宏祥专栏 May 05, 2009 11:44:40 am

荒城手记/林宏祥专栏】

“528报殇”,辗转已是八周年。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坐落的五月份摧毁新闻自由、破坏媒体竞争生态,不管是收购事发当年,抑或八年后的追忆,同样让人不禁寒颤、无限唏嘘。
失去南洋报业,已是过时的总结。蓦然回首,八年来我们所失去的,岂止是一份陈嘉庚早已认不出的报纸?

这些日子的人与事、是与非,让一切变得更透彻。2006年的合并与垄断,成就一个报业巨人的崛起,自诩开创蓝海、抗衡西方媒体势力;然而,立足本土与权贵面对面的瞬间,这个浑身赘肉的巨兽,趴成团团零钙质的脂肪球,只能用红润的嘴唇吸吮权力的脚趾,直到权贵的脸颊露出白里透红的兴奋……

如果非得要说,报变后近3000个日子里,我们究竟得到了些什么--我想,答案会是“一份越来越像国阵的《星洲日报》”。国阵垄断权力机关,却无法有效治理国家,甚至回应整体社会的需求;张晓卿垄断了中文报业,办的却是一份“无法解释社会”的报纸。

为媒体划下底线

我从来没有要求《星洲日报》扮海豚跳火圈,但我确调侃过:如果走钢线时脚会发抖,可以下来扮小丑娱乐观众。说穿了,《星洲日报》那一套在读者前重复弹奏的“游走钢线”论,不就是马华公会在选民前,诉诸巫统恶霸的“口水歌”吗?

我无意陷入“诉诸悲情”、“把批判无限上纲”的争议。今天对《星洲日报》的批判,不是苛求《星洲日报》向国阵政府展开“圣战”--沟通平台的天涯剑客,你不必作状冲动拔刀。让我把底线划出来,你看清楚了,才蒙面进场。

这,是《星洲日报》社长划的底线--张晓卿(右图)对中文媒体“最起码的要求”是--坚持在权力面前讲真话。若世华媒体集团的哪名职员可以理直气壮,为“底线失守”自圆其说而不受对付,我不晓得这究竟是印证了张晓卿不干预编务,抑或如郑丁贤所言般的,“张社长……有一个很宽广的胸襟”?(注一)

然而,这毕竟是雇主与职员间的默契,外人无从领略,自不便干预。身为掏出马币1元30分购买一份报纸的读者,我尝试“同情地理解”中文报的处境。我把底线划得比张晓卿更低一点-- 如果强权面前媒体无法说出百分百的真话,那它必须至少能够解释它身处的这个社会。

“首相特辑”无法解释社会

拙文《面对面的侧写――他还没脱裤,你就叫床了》《白里透红的娇媚――别逼晚辈跟你一起犯贱》,用了一些人吃不消的“比喻”和“措辞”,掀起争议;但我想,若抽掉“犯贱”、“堕落”等字眼、拿开“脱裤-叫床”等比喻,《星洲日报》的职员莫非真的没有看到,“谩骂”以外的“批判”?

我没有丢弃2003年10月31日《谢谢你,马哈迪》厚达40页的退位特辑,更保留了翌日《阿都拉任重道远》厚达48页的接棒特辑。如果对照2009年4月3日主题为“引领时代”的16页《纳吉就任首相特辑》,你会发现:这份把历史写在马来西亚土地上的中文报,根本无法解释马来西亚这个社会。

面对下台的强人,它似乎要避开“批斗式”的“清算”,展现一种“就让它过去”的宽容;面对上台的新贵,它则制造“一厢情愿的期待与幻想”,将检验与批判归纳为恶劣的“扒粪”文化。但是掌政当下呢?它会告诉你,强势首相大权在握、弱势首相不会懈怠。一句话,不管谁掌权,前面都是地雷池。

于是,在《星洲日报》的“特辑”里,没有领袖是“坏人”,至少“圣洁得找不到瑕疵”。把标准降到我划下的底线,我们实在不奢望《星洲日报》在赞赏政治人物时“捉紧尺度”,我们只是问:如果这是公平的美言,它的凭据何在?

《星洲日报》固可赞叹“纳吉在出任副首相后,展现了他个人的领袖魅力及超强的工作能力”,也可以在阿都拉的履历记载“踏实、中庸和有理想”的性格,但它没有用动词或名词论证自己用的形容词。

即使退到看不见批判的底线,一份世界级的大报,竭尽所能把连串的形容词往权贵颈上绕,却绕不出个具体的名词来--交不出论据。如此大报,其赞叹都变得比广告廉价--它究竟还凭什么批评“……批判从来都是最不需要资本,且稳赚不赔的交易”?【点击《星洲日报》:批判之后,我们还能做什么?】

偏偏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制度里、在马来西亚人的日常生活里,充斥着目不暇接、不胜枚举的“坏人”与“坏事”--1987年政权危在旦夕的马哈迪,用“茅草行动”转移视线,106个代罪羔羊,排队走进甘文丁扣留营;2003年后行使集会权利向首相说真话的人民,迎来的是警棍、催泪弹与水炮的扫射;2009年2月,失踪多日的民联霹雳州议员出现在“候任首相”纳吉的记者会,2008年3月8日的民意惨遭践踏……

《星洲日报》的特辑于是成为一份可以“把政治里的不圣洁化为圣洁”的刊物,所有领袖都玉洁冰清,或白里透红。马哈迪退位之际,掌权22年的功过要如何总结?两名逐步攀爬到权力颠峰的首相,数十年的经历,难道没有像样一点的检讨报告,让读者从“过去”展望“未来”吗?

一公斤的修辞

试想,倘若台湾的龙应台或香港的梁文道对马来西亚政局一无所知,而有意通过上述三份特辑来理解近年三名首相,以及马来西亚在其任期内的变化--加起来为数104页的特辑,能给两名海外知识分子划出个近代历史的图谱吗?《星洲日报》这三份特辑,其份量会不会只是一公斤两毛钱的旧报纸,或至多是两毛钱一公斤比较多图片与修辞的旧报纸?

那还是其次的问题。更重要的是,如果真有那么一天,民联共主安华依布拉欣上台,《星洲日报》会为他制作怎样的一份“特辑”?1998年的“鸡奸案”是“政治迫害”的阴谋吗?“烈火莫熄”(Reformasi)运动是民主自由公正的追求,抑或滋事份子制造的社会动荡?

如果是“迫害”,主谋是谁?帮凶又是谁?是“缔造现代神话”的马哈迪吗?当时阿都拉与纳吉的角色是什么?如果阿都拉如特辑般描绘的“开明”、“慈祥”,为何他出任内政部长期间,援引《1960年内安法令》,逮捕政改份子、挫退改革势力?

如果“烈火莫熄”是改革的诉求,“懂得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个人最大的影响力”的纳吉,何以没有在1998年起义,引领改革的时代?

话说回来,如果《星洲日报》对1998年安华遭革职、“烈火莫熄”运动的判断是相反的,那它又要如何面对安华上台的可能?面对马来西亚历史中最剧烈的政治斗争,一份世界级的大报,要如何记载这段历史?一个得过无数新闻奖项的报人,要如何评价这段剧幕?

所以,最被忽略的新闻元素不是5W1H中的How(如何),而是Why(为什么)?How固然可以记载政客的手段、政局的纷乱,甚至探讨解决的出路;但是Why的缺席,让我们无法与历史脉络、时代情景衔接。2008年3月8日以后,国阵问How可以给出“重塑品牌”的解决方案;但是如果不去追究Why,国阵将永远接不上改革之道。

为文字负责

评论人文风各异,本无可厚非。郑丁贤当然可以举重若轻,一边回味可口的罗惹,一边给读者端上《伯拉,Tak Apalah!》的性格侧写。问题在于,除了对领袖的人性侧写,《星洲日报》会如何向读者勾划站在面对面的权贵,以及其背后的制度?更重要的是,这份报纸、这个报人,是否可以解释--“为什么”在阿都拉的任期内,我们必须在生活上面对种种从“好人”施政内延伸出来的“坏事”?

天涯剑客认为,《与纳吉面对面》乃应景之作,似乎暗示郑丁贤(左图)有难言之隐。我深一层解读一些读者对“应景”的观念,应该就是“平时批判,唯偶尔无奈下写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文章”。这个逻辑无异于平时不用长肉剂的猪农,为了应付佳节的供不应求的情况,因而无奈在猪只的颈部注入一剂液体--如果猪肉消费者不能接受这个逻辑,消费这份精神粮食(如果还有)的读者,能吗?

一个猪农如果利用消费者对自己的信任谋取不义之财,一名评论人如果背叛了文字的诚信,为“应景”而误导读者--恕我没有资深报人的智慧,我实在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差异。

假如评论人稍有一点良知,他会对自己当年过度吹捧阿都拉,换来一无是处的结局,甚至是乱局感到愧疚。我很惊讶,一些年轻媒体人竟然还执迷不悟地,不顾一切赴汤蹈火重蹈覆辙,把“飞蛾扑火”(自以为)的壮烈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除了文字卖淫者,任何一个认真的评论人,都会对自己的文字,承担一份或轻或重的责任。然而,我想问:武吉干当补选前夕媒体大量制造对纳吉的期待(幻想),如果因此导致国阵攻下该区,合理化“霹雳政变”行动,这份报纸要如何向这个社会的民主负责?

(注一:《星洲日报历史写在大马的土地上》,第226页。摘录原文为:副总编辑郑丁贤说:“张社长的一个特点,就是他有一个很宽广的胸襟,这是很少见的一种特质。因为这样,他不会太过介意报纸登了一些什么他特别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,所以报纸也可以充分的发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特质。”)



林宏祥是自由撰稿人。
http://http//www.merdekareview.com/news/n/9527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