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份不能解释社会的报纸

一份不能解释社会的报纸――越来越国阵的星洲日报（上）


作者／林宏祥专栏 May 05, 2009 11:44:40 am

【荒城手记／林宏祥专栏】

“528报殇”，辗转已是八周年。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坐落的五月份摧毁新闻自由、破坏媒体竞争生态，不管是收购事发当年，抑或八年后的追忆，同样让人不禁寒颤、无限唏嘘。
失去南洋报业，已是过时的总结。蓦然回首，八年来我们所失去的，岂止是一份陈嘉庚早已认不出的报纸？

这些日子的人与事、是与非，让一切变得更透彻。2006年的合并与垄断，成就一个报业巨人的崛起，自诩开创蓝海、抗衡西方媒体势力；然而，立足本土与权贵面对面的瞬间，这个浑身赘肉的巨兽，趴成团团零钙质的脂肪球，只能用红润的嘴唇吸吮权力的脚趾，直到权贵的脸颊露出白里透红的兴奋……

如果非得要说，报变后近3000个日子里，我们究竟得到了些什么－－我想，答案会是“一份越来越像国阵的《星洲日报》”。国阵垄断权力机关，却无法有效治理国家，甚至回应整体社会的需求；张晓卿垄断了中文报业，办的却是一份“无法解释社会”的报纸。

为媒体划下底线

我从来没有要求《星洲日报》扮海豚跳火圈，但我确调侃过：如果走钢线时脚会发抖，可以下来扮小丑娱乐观众。说穿了，《星洲日报》那一套在读者前重复弹奏的“游走钢线”论，不就是马华公会在选民前，诉诸巫统恶霸的“口水歌”吗？

我无意陷入“诉诸悲情”、“把批判无限上纲”的争议。今天对《星洲日报》的批判，不是苛求《星洲日报》向国阵政府展开“圣战”－－沟通平台的天涯剑客，你不必作状冲动拔刀。让我把底线划出来，你看清楚了，才蒙面进场。

这，是《星洲日报》社长划的底线－－张晓卿（右图）对中文媒体“最起码的要求”是－－坚持在权力面前讲真话。若世华媒体集团的哪名职员可以理直气壮，为“底线失守”自圆其说而不受对付，我不晓得这究竟是印证了张晓卿不干预编务，抑或如郑丁贤所言般的，“张社长……有一个很宽广的胸襟”？（注一）

然而，这毕竟是雇主与职员间的默契，外人无从领略，自不便干预。身为掏出马币1元30分购买一份报纸的读者，我尝试“同情地理解”中文报的处境。我把底线划得比张晓卿更低一点－－ 如果强权面前媒体无法说出百分百的真话，那它必须至少能够解释它身处的这个社会。

“首相特辑”无法解释社会

拙文《面对面的侧写――他还没脱裤，你就叫床了》与《白里透红的娇媚――别逼晚辈跟你一起犯贱》，用了一些人吃不消的“比喻”和“措辞”，掀起争议；但我想，若抽掉“犯贱”、“堕落”等字眼、拿开“脱裤-叫床”等比喻，《星洲日报》的职员莫非真的没有看到，“谩骂”以外的“批判”？

我没有丢弃2003年10月31日《谢谢你，马哈迪》厚达40页的退位特辑，更保留了翌日《阿都拉任重道远》厚达48页的接棒特辑。如果对照2009年4月3日主题为“引领时代”的16页《纳吉就任首相特辑》，你会发现：这份把历史写在马来西亚土地上的中文报，根本无法解释马来西亚这个社会。

面对下台的强人，它似乎要避开“批斗式”的“清算”，展现一种“就让它过去”的宽容；面对上台的新贵，它则制造“一厢情愿的期待与幻想”，将检验与批判归纳为恶劣的“扒粪”文化。但是掌政当下呢？它会告诉你，强势首相大权在握、弱势首相不会懈怠。一句话，不管谁掌权，前面都是地雷池。

于是，在《星洲日报》的“特辑”里，没有领袖是“坏人”，至少“圣洁得找不到瑕疵”。把标准降到我划下的底线，我们实在不奢望《星洲日报》在赞赏政治人物时“捉紧尺度”，我们只是问：如果这是公平的美言，它的凭据何在？

《星洲日报》固可赞叹“纳吉在出任副首相后，展现了他个人的领袖魅力及超强的工作能力”，也可以在阿都拉的履历记载“踏实、中庸和有理想”的性格，但它没有用动词或名词论证自己用的形容词。

即使退到看不见批判的底线，一份世界级的大报，竭尽所能把连串的形容词往权贵颈上绕，却绕不出个具体的名词来－－交不出论据。如此大报，其赞叹都变得比广告廉价－－它究竟还凭什么批评“……批判从来都是最不需要资本，且稳赚不赔的交易”？【点击《星洲日报》：批判之后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】

偏偏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制度里、在马来西亚人的日常生活里，充斥着目不暇接、不胜枚举的“坏人”与“坏事”－－1987年政权危在旦夕的马哈迪，用“茅草行动”转移视线，106个代罪羔羊，排队走进甘文丁扣留营；2003年后行使集会权利向首相说真话的人民，迎来的是警棍、催泪弹与水炮的扫射；2009年2月，失踪多日的民联霹雳州议员出现在“候任首相”纳吉的记者会，2008年3月8日的民意惨遭践踏……

《星洲日报》的特辑于是成为一份可以“把政治里的不圣洁化为圣洁”的刊物，所有领袖都玉洁冰清，或白里透红。马哈迪退位之际，掌权22年的功过要如何总结？两名逐步攀爬到权力颠峰的首相，数十年的经历，难道没有像样一点的检讨报告，让读者从“过去”展望“未来”吗？

一公斤的修辞

试想，倘若台湾的龙应台或香港的梁文道对马来西亚政局一无所知，而有意通过上述三份特辑来理解近年三名首相，以及马来西亚在其任期内的变化－－加起来为数104页的特辑，能给两名海外知识分子划出个近代历史的图谱吗？《星洲日报》这三份特辑，其份量会不会只是一公斤两毛钱的旧报纸，或至多是两毛钱一公斤比较多图片与修辞的旧报纸？

那还是其次的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民联共主安华依布拉欣上台，《星洲日报》会为他制作怎样的一份“特辑”？1998年的“鸡奸案”是“政治迫害”的阴谋吗？“烈火莫熄”（Reformasi）运动是民主自由公正的追求，抑或滋事份子制造的社会动荡？

如果是“迫害”，主谋是谁？帮凶又是谁？是“缔造现代神话”的马哈迪吗？当时阿都拉与纳吉的角色是什么？如果阿都拉如特辑般描绘的“开明”、“慈祥”，为何他出任内政部长期间，援引《1960年内安法令》，逮捕政改份子、挫退改革势力？

如果“烈火莫熄”是改革的诉求，“懂得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个人最大的影响力”的纳吉，何以没有在1998年起义，引领改革的时代？

话说回来，如果《星洲日报》对1998年安华遭革职、“烈火莫熄”运动的判断是相反的，那它又要如何面对安华上台的可能？面对马来西亚历史中最剧烈的政治斗争，一份世界级的大报，要如何记载这段历史？一个得过无数新闻奖项的报人，要如何评价这段剧幕？

所以，最被忽略的新闻元素不是5W1H中的How（如何），而是Why（为什么）？How固然可以记载政客的手段、政局的纷乱，甚至探讨解决的出路；但是Why的缺席，让我们无法与历史脉络、时代情景衔接。2008年3月8日以后，国阵问How可以给出“重塑品牌”的解决方案；但是如果不去追究Why，国阵将永远接不上改革之道。

为文字负责

评论人文风各异，本无可厚非。郑丁贤当然可以举重若轻，一边回味可口的罗惹，一边给读者端上《伯拉，Tak Apalah！》的性格侧写。问题在于，除了对领袖的人性侧写，《星洲日报》会如何向读者勾划站在面对面的权贵，以及其背后的制度？更重要的是，这份报纸、这个报人，是否可以解释－－“为什么”在阿都拉的任期内，我们必须在生活上面对种种从“好人”施政内延伸出来的“坏事”？

天涯剑客认为，《与纳吉面对面》乃应景之作，似乎暗示郑丁贤（左图）有难言之隐。我深一层解读一些读者对“应景”的观念，应该就是“平时批判，唯偶尔无奈下写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文章”。这个逻辑无异于平时不用长肉剂的猪农，为了应付佳节的供不应求的情况，因而无奈在猪只的颈部注入一剂液体－－如果猪肉消费者不能接受这个逻辑，消费这份精神粮食（如果还有）的读者，能吗？

一个猪农如果利用消费者对自己的信任谋取不义之财，一名评论人如果背叛了文字的诚信，为“应景”而误导读者－－恕我没有资深报人的智慧，我实在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差异。

假如评论人稍有一点良知，他会对自己当年过度吹捧阿都拉，换来一无是处的结局，甚至是乱局感到愧疚。我很惊讶，一些年轻媒体人竟然还执迷不悟地，不顾一切赴汤蹈火重蹈覆辙，把“飞蛾扑火”（自以为）的壮烈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除了文字卖淫者，任何一个认真的评论人，都会对自己的文字，承担一份或轻或重的责任。然而，我想问：武吉干当补选前夕媒体大量制造对纳吉的期待（幻想），如果因此导致国阵攻下该区，合理化“霹雳政变”行动，这份报纸要如何向这个社会的民主负责？

（注一：《星洲日报历史写在大马的土地上》，第226页。摘录原文为：副总编辑郑丁贤说：“张社长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他有一个很宽广的胸襟，这是很少见的一种特质。因为这样，他不会太过介意报纸登了一些什么他特别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，所以报纸也可以充分的发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特质。”）



林宏祥是自由撰稿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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